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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变动模式大体上分为两种，即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模式。[1]
(一)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
所谓意思主义，就是指依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如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可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除此之外不再需要其他的要件。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可分为绝对意思主义和相对意思主义，前者是指物权仅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可发生绝对的移转效力，意思主义的确立是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为标志。其立法学者把合同视为当事人间的法律，将契约自由的民法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强调国家对个人的干预必须是最低限度的，正如孙鹏先生指出“《法国民法典》最初奉行的是‘绝对意思主义’，公示手段对物权变动没有任何意义”。但由于该模式使物权变动的公示性特征丧失殆尽，有违物权的可支配性特征，现今已没有国家采取此例。后者是指买卖契约有效成立时，所有权即行移转，但非经登记(不动产)或交付(动产)的物权，只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不得对抗第三人。由于“绝对意思主义”的弊害，法国民法典的登记规定招致各方面的批判，终于1855年将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对抗第三人的条件，公示对抗主义(相对意思主义)模式在法国最终形成。法国这一模式为后来的日本所接受，其《民法典》第177、178条即是非经登记(不动产)或交付(动产)，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之规定。
(二)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
所谓形式主义，则是指物权变动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之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又可分为物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和债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前者是指物权变动需要一个单独的物权行为，才能导致物权的变动。即认为物权变动仅有债权法上的意思表示还不够，还需有当事人独立的物权合意，并且这种合意需通过一种法定的外在形式——交付或登记——表现出来，物权才发生变动。后者是指物权因法律行为发生变动时，当事人除了债权合意外，还必须履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方式。就是在承认债权意思的同时，承认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
德国法为物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的代表。比法国民法典晚近一个世纪的德国民法典之所以采取了与法国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一方面是随着民法理论的深入，实务中法国民法中的“同一主义”缺陷的逐渐暴露，德国采取了与法国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另一方面是深受罗马法查士丁尼《学说汇纂》的影响，德国采取了物权形式主义。采用这一模式与著名的民法学者萨维尼提出的物权行为理论有关，萨维尼以物权交易中的交付行为为例子，提出了与传统的债权行为相对的物权行为理论，最著名的一段是：“私法契约是最复杂常见的……交付是一种真正的契约，因为它具备契约的全部特征：它包括双方当事人对占有物和所有物转移的意思表示，行为人据之确定彼此间法律关系。仅该意思表示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交付还不够，因此还必须加上物的实际占有取得作为其外在的行为，但这些都不能否定其本质是契约。比如一幢房屋的买卖，人们习惯上想到它是债法上的买卖，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人们都忘记了，随后而来的交付也是一项契约，而且是一项真正的契约，的确，只有通过交付它才能完成交易。……在诸如向乞讨者施舍的场合里，包含着真正的契约，既存在着让与和受领的意思合意，然而在这里却不存在着任何债权，所有这些事例不正是说明了物权契约的存在吗?”
在这一基础上，德国法学界将物权行为从动产交付扩大到不动产登记以及其他法定形式，认为物权变动仅有债权法上的意思表示还不够，还需有当事人独立的物权合意，这种物权合意是在双方订立债权契约之后又形成的单独就物权变动的合意。并且这种合意需通过一种法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物权才发生变动。这样一来，便产生了物权公示制度，将物权的归属和变动的状态展示给世人，从而保护交易安全。
根据这一模式，区分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而物权行为是处分行为的一部分。债权法上的合意产生负担行为，物权法上的合意产生处分行为，因此物权法上的合意是物权变动的真正原因。物权变动之时不在负担行为生效之时，而在处分行为生效之时。如《德国民法典》第873条第1款：“为转让土地的所有权，为以某项权利对土地设定负担，以及为转让此种权利或者对此种权利设定负担，权利人和相对人之间必须达成关于发生权利变更的合意，并且必须将权利的变更登记到土地登记簿中，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921条：“为转让动产的所有权，所有人必须将该物交付给取得人，并且所有人和取得人必须达成关于所有权应移转的合意。取得人正在占有该物的，只需要有关于所有权移转的合意即为足够。”
债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认为发生物权变动，不仅需要债权法上的意思表示，还须履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方式，即公示为物权变动的成立或生效要件。一方面，它区分债权变动与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基础，认为当事人之间生效的债权合同仅能引起债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生效的债权合同结合交付或者登记手续的办理，方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这与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不同。另一方面，它并不认可在债权合同之外，另有一独立存在的，专以引起物权变动为使命的物权合同，认为无论交付抑或登记手续的办理都是事实行为。经由此类公示方法的采用，实现合同的交易目的——引起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发生。最典型的是《奥地利民法典》(1811)、《瑞士民法典》(1912)以及1958年制定的《韩国民法典》。
毫无疑问，各国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都是其本国长期历史传统、社会生活实践与法学理论研究相互融合的产物，自有其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