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五（2月24日），中央政府宣布了几个重要经济部委官员的任命，市场十分关注，认为这是中央为十九大排兵布阵。特别是郭树清突然卸下山东省省长之职，重新回到国家金融职能部门，平调到中国银监会，更是让市场联想甚多。

在不少媒体看来，郭树清在这个时间点的调动，重新回到金融口，可能意味着中国政府对金融市场采取一系列的新动作，因此，市场对此十分关注。不少分析认为，就当前的时间背景来看，一是今年秋天要召开中共十九大，因此新的领导层要对此排兵布阵；二是十九大后，2018年3月新一届的政府将在组成，而当前十九大的排兵布阵就得为确定新一届政府阁员确定人选；三是预计新一次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在今年召开，而在这次会议上将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许多金融改革措施。比如，解决中国金融机构“一行三会”的机构调整与合并等问题。有不少分析认为，正是有这样的时间背景，也能够透露出这次郭树清突然调动的真实意图。

对于这些分析与猜测能否成立，还得走一步看一步，因为中国官员任命一向都是不公开不透明，要想真正了解这种个人之调动的意图并非易事。但是有几点是相当清楚及肯定的，即当前中国中央层面的人事调动，正在为下半年的十九大人事安排排兵布阵，并以此来确定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人选。不过，从十八大所任命的官员来看，这种格局也会打破。

二是对于郭树清来说，他重新回到金融口，对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来说，肯定是好事。这不仅在于郭树清是国内金融部门经历最多、地方工作经验丰富的官员，从中国人民币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建设银行、中国证监会到贵州和山东省，更重要的是他是中国政府官员体系中少有的真正科班出身的官员（郭树清从本科、硕士到博士都是脱产学习并获得相应的学位，但是在目前这一波中国政府官员有几个是真正文科科班出身的呢，要不是在职就是进修）。正因为如此，这就为郭树清的工作能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所以，无论是郭树清在贵州的住房制度改革，还是2011年10月出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所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我都对他是十分肯定。认为郭树清能够清楚了解体制弊病，改革意识强，办事雷厉风行。而这类的中国政府官员能够做目前这个位置也算是异数。就如当年朱镕基总理的性格那样。但是这种性格，无论是朱鎔基总理只做总理一届(以往都做两届以上)，还是郭树清在中国证监会主席位子上被迫调离，都在中国政坛面临巨大阻力。但愿，郭树清重新回到金融部门能够真正发展其专长与能力。

因为，郭树清上任中国银监会的主席估计会如当前市场分析的那样，更多的是过渡性质。对于中国银监会的主席并非这个职位不重要，特别是在中国这个银行为主导的融资体系下，这个位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个位子与央行行长来说，其职能则是比不上其重要性，更何况中国银监会在刘明康主席时就已经奠定基础，后来者只是按部就班走就是。事实上，前几年后来者推进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不是太多。

最近有分析认为，近来中国银行业成绩好转，与中国银监会的监管有关。比如，银监会早前公布的2016年季度监管指标显示，国内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和不良贷款率有好转迹象，2016年第四季不良贷款只增加183亿元，是14个季度以来最少；而2016年第四季止不良贷款率降至1.74%，比9月止的1.76%，回落0.02个百分点，是20个季度以来首次回落，以及2016年第四季止净息差为2.33%，比第三季回升0.09个百分点，连跌三个季度后回升。而这种势头延续也意味2017年中国银行业的业绩会全面好转。其实，这种情况根本上与中国银监会的监管如何没有多少关系，主要是与2016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创历史记录的过度繁荣有关。可以说，只要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在上涨或不下跌，国内银行业的过度信贷扩张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但是，只要房价下跌，中国银行业的所有问题都会暴露出来。2011年以来浙江温州金融市场及银行业的问题，就是与房价暴跌有关。所以，如果仅是把郭树清放在当前这个银监会主席的位置，要化解当前中国银行业所面临的巨大的潜在风险，根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当前国内银业的巨大的潜在风险主要在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导致信贷的过度扩张，并由此吹大了一个中国房地产市场历史上最大泡沫。如果中国房地产泡沫不破灭，中国银行业万事都没有；如果中国的这个房地产泡沫破灭，中国银行危机及金融危机随之爆发。

不少人认为，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主要在于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的问题上。因为，近年来，随着金融业混业经营不断深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不同金融市场之间的连续加深，加上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中国金融业监管越来越难以应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如何调整当前中国金融业的分业监管体系，如美国及英国金融业那样实行混业监管也是当务之急。所以，市场认为分析认为，郭树清回到金融部门能够担当此任。

不过，本文认为中国金融业的问题并非如此，比如美国1999年以来所实行的金融现代化法，也是采取了混业经营，不也是出现的2008年的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吗？所以，郭树清回北京到金融部门，如果中央政府能够赋予他相应的职权，他会更多地了解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对此全面的检讨与反思，重新对中国金融市场定位，重新寻找中国金融市场所面临的巨大潜在的风险。这才是郭树清回北京最为重要的意义。但现实的情况如何还得观察，目前市场的分析也只能是猜测。

中国将发生金融危机吗？这个是已经问了十几年的问题，但是每一次都是以预测中国将发生金融危机的人的失败告终，而以预期中国不会发生危机的人的胜利结束。最近，新的一波对中国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的分析与预测又开始，鹿死谁手同样是不知道。也许结果又会如以前那样。

2月21日国外财经网站Market Watch大宗商品专栏作者 Ivan Martchev撰文警告，中国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高达近400%，2017年中国将面临着信贷危机爆发风险。他表示，今年1月份数据显示，中国外汇储备再减少123亿美元，至2.998万亿美元，比2014年6月高位累计下跌了近1万亿美元。而过去15年中国一直向外放贷，累计将储备减少达1.7万亿美元。他还认为，除了中国外汇储备难以支持人民币汇价之外，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时加快发放贷款，更是典型的信贷泡沫爆破的信号。在2000年，中国债务占GDP比例约100%，GDP总量由2000年的1.09万亿美元，升至2016年的11.75万亿美元，即增长约11倍，随着杠杆效应，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信贷则飚升超过40倍。

但是，2月23日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Chetan Ahya（舍唐•阿赫亚）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表示，就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及经济市场形势来看，在一定时期内中国是不会爆发金融危机的，反之，中国在经历一个史无前例的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变之后，中国未来十年仍然将谱写一个新的经济成功的故事。

在他看来，近期中国之所以不会引发金融危机?就在于当前中国的金融市场形势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完全不同。首先，中国的债务累积是有国内资金来源的，也就是说，它没有经常账户赤字，因此也不依赖外国资本流入。其次，与大多数新兴市场的趋势相反，中国外部资产负债表有着巨大的缓冲，因为中国的国际投资净额是正值，而且占到GDP的16%。最后，中国最近几年的信贷投放很大程度上流向过度投资而非消费，这产生了低通胀的附带结果。中国已经过了“债务-通胀放缓周期”(debt-disinflation cycle)中的最坏时刻。也就是说，在条件下，中国央行因此可以更好地控制货币状况，因而有能力管理债务周期并避免金融危机。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无论是从一般性的理论（即信贷增长过度扩张），还是特殊性的案例（即特殊的国际金融危机案例）都是无法得出中国是否会爆发金融危机的结论的。因为，从一般的理论来看，只要信贷增长过度扩张，金融危机爆发是必然，可以说，这是所有的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的根本原因所在。但是一般性的金融危机理论为何无法应用到中国，为何用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只会以失败告终？

其实问题的核心一是中国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轨而来，这种非完全市场化的经济是无法用纯粹的市场经济理论来分析的，因为前提条件不一样。二是中国金融市场完全是由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在这个金融市场中，金融市场的资源会根据中国政府的不同的政策指向流向不同的地方。当政府发现某个地方可能面临金融风险时，政府也能够利用其可见之手把金融市场的风险向其他地方转移。尽管这样做，金融市场的风险并没有消失，但是这种转移可以让金融市场危机爆发不断延迟，用空间换时间。比如国有企业的风险向股市及银行转移，地方政府债务向债券市场转移，房地产泡沫风险向家庭个人转移等。中国这样大的一个14人口的经济体，可容纳的金融风险同样也是巨大的，更何况有政府之手在引导。

同样用特殊性的经验案例来套用中国的情况同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资金大进大出导致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导致的结果。而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是国内央行信贷过度扩张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人民币持续十年升值及资产泡沫的吹大，也有不少外部资金流入中国，但是外资流入房地产不仅比重低（前十年不足10%），而且近几年来都是出现负增长。所以外资流动对中国金融体系所造成的冲击可以忽略不计。不过，外资流动不会造成中国金融体系冲击，并不意味着国内信用的过度扩张不会引发中国金融危机。

其实，中国的金融危机是否会爆发最为关键的因素中国房地产泡沫是否会破灭的问题。如果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随即会引发中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十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完全就是一个“房地产化”经济，一切都依赖于房地产繁荣与兴衰。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强盛等完全是依赖于房地产。比如，2000年中国房地产销售总额仅是3935亿元，2009年增加到44355亿元，2016年则增加117627亿元。2016年分别是2000年及2009年的29.89倍和2.65倍。这是带动整个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

还有，M2余额从2000年134610亿元到2016年的1601703亿元，增长了11.90倍。在这个期间，不仅出现2009年住房销售总额近一倍的增长及2016年的35%，而且这些住房销售总额的增长一直快于速住房销售面积十几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繁荣完全是房地产在打造，而房地产繁荣又在于银行信贷过度扩张并由此不断地来推高房价及吹大房地产泡沫，比如2016年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增长达46.5%。而且这个故事在2017年还在继续。也就是说，十几年来中国吹大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房地产泡沫。

至于这个房地产泡沫有多大，现在已经无法用一般性的房价收入比（深圳高达70以上）、租金房价比、及实际房价水平来衡量。只要看几个最为简单的2016年数据就知道中国房地产市场如何疯狂的。据报道，一项全球城市楼价上涨幅度调查指出，2016年第3季楼价上涨幅度最大的前10大城市，第1至8位都在中国，其中南京楼价同比上涨42.9%，是位居全球楼价上涨幅度最高的城市，其中上海（39.5%）、深圳（34.5%）、北京(30.4%）、无锡（28.2%）、杭州（28.2%）、天津（25%）、郑州（25%）。试想，一个城市的一季度的房价可上涨到如此水平，那么一年上涨一倍以上已经成为这些城市房价上涨的常态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岂能不吹得巨大？

面对2016年中国一些城市房地产市场的疯狂，政府是出台了调控房地产政策，但是政府同时认为房地产的政策不仅要遏制房价疯狂上涨，也要保证房地产市场稳定，不能让这些城市的房价大起大落。所以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出台只是让房地产价格疯狂上涨有所收敛，只能让这些城市的住房销售急剧下降，但没有因为住房销售下降让房价大幅下跌。反之这些城市房地产市场疯狂在2017年已经开始向非热点城市蔓延，房地产疯狂炒作已经蔓延到海南、东莞、无锡等城市。

也就是说，中国金融危机是否爆发，完全取决于中国各城市的房价是否会暴跌，而中国各城市房价上涨是离散性的，那么其房价下跌也是离散性。特别是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从来就没有经历过周期性调整的阵痛的情况下，在政府现行的房地产政策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泡沫只能会由一个城市向另一个城市蔓延，这个房地产泡沫不到吹无可吹时，政府是不愿意放弃的。只有当中国各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吹无可吹时，房地产泡沫必然会破灭，这时中国金融危机也就爆发了。到了这个时候，谁都无法救得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及中国金融体系。

进入2017年，尽管刚公布的PMI指数是几个来最好的，整个经济形势看上去是不错。而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给出今年宏观经济政策好的取向。市场相信2017年中国经济会走出2016年的困境。特别是中央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定位，更是会让未来中国经济走向正确的方向。不过，对于2017年来说，三大问题仍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的困扰。即“房地产化”经济如何转型、人民币贬值预期如何逆转、中国经济如何“由虚转实”。如果这三大问题处理不好，它们将会严重影响2017年中国的经济走势。

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指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要挤出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要在此原则上建立起中国的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可以说，如果中国的“房地产化”经济能够得到调整及转型，中国房地产市场能够真正回归居住的功能，并挤出房地产泡沫，那么中国经济真的能够走向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之路，而且这也能够为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化”经济或以投机炒作为主导的房地产市场，并非是一日生成，它已经持续了十几年时间了。还是在2004年我就警示过，中国经济不要走向“房地产化”之路，否则将一发不可收拾。可以说，正因为这种“房地产化”经济不仅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经济结构，扭曲了经济资源的配置关系，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制造中国金融体系巨大风险，更是改变整个社会财富持有观念及财富积累及创造机制，形成了一个宠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等，因此，2017年房地产市场要想重新回到它的本性及基本的居住功能将是难上之难。

可以看到，2016年930房地产调控以来，尽管各地方政府都是在强大的压力下出台了各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而且一些地方政府对房地产调控政策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出台，看上去是要坚决执行中央政府的房地产市场回归本性的精神，但实际上地方政府是相当不情愿，这样只好让调控政策一点一点地挤出。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国内房地产市场要回归到本性，要挤出房地产泡沫根本就不可能。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场所谓的史上最为严厉的房地产市场调控，就如早几年一样，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是越来越多，但早几年越是房地产调控，出台的调控政策越是多，房价越是上升，房地产泡沫越是吹得巨大，目前的情况也是如此。问题就在于这些不能够把房地产投机与消费区分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想通过各种行政手段来让房地产市场价格下降及挤出房地产市场泡沫是根本不可能的。2017年情况最为关键的方向也会是如此。一系列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是使用经济杠杆（信贷及税收），而更多的是行政手段。可以说，如果不能够用经济杠杆对房地产调控，要想让房地产回归本性及挤出房地产泡沫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要让房地产市场回归到居住功能，就得用严格的税收政策及信贷政策对住房的投机与消费进行清楚的界定，就得对住房投机炒作进行严格的限制，否则仅是所谓的行政性限购、增加住房供应、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整顿市场秩序、要地方政府承担主体责任等用这些非经济杠杆的工具是无法达其目标的。

还有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其实就是一次重要的利益关系调整，是少数人的利益向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转移，因此要达其目标一定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碍。对此，中央政府是否能够突破这些阻力，从根本上改变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利益格局，并让住房回归居住功能，让房价回归理性。可以说，如果中央政府不能够采取坚决房地产调控的政策让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向下全面调整，那么房地产市场的利益关系调整、房地产泡沫的挤出、住房要回到居住功能都是空的。房地产市场的调整的核心是价格下降。对中央政府来说，这将是一次重大考验，也是中国经济重新获得新生最好机会。但是其阻力和困扰也一定是前所未有的。

对于当前中国金融市场之风险，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看得十分清楚，即房地产泡沫、企业债务过重、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持续等，并希望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即201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6.5%以下）来重点处理一些金融市场风险点。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最为核心的问题并不在于还得从根源上入手，即这几年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为何会逐渐加大?其根源在哪里？最为核心的问题还是这几年央行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导致市场的流动性泛滥，在于市场投资者认为政府的各项政策在鼓励过度信贷扩张，无论是2015年的股市泡沫、汇率震荡，还是2016年房价疯狂上涨、大宗商品市场过度炒作、债券市场震荡等，无论不是与这种政策有关。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的风险尤其是巨大。因为，这不仅涉及国内资金大量流出问题，也涉及国内外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问题。尽管近来中国央行出台了一系列的管制办法，但是这些管制措施越是严厉，可能会造成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信心更是不足。这不仅表现为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地在减少，也表现为各个离岸市场所持有的人民币总额快速下降，表现为人民币的国际化严重受阻。比如香港市场人民币持有下降为不到6000亿了，不到一年下降了一半。这些都会对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压力。

再就是中国实体经济脆弱性问题。中国实体经济的脆弱性，不仅表现为中国企业做实业十分困难，赢利能力很差，更表现为“房地产化”经济让全民炒作房地产，让全国企业都在炒作房地产，让中国绝大多数资金都流入房地产市场。可以看到，当前中国的企业都做房地产和炒作房地产，中国居民都炒作房地产，这已经到无可复加的地步。最近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有几百家上市公司都通过卖出住房来弥补实体经济可能造成的亏损。全民都在炒作房地产，中国实体如何能够好起来。而全民都在炒作房地产，完全现行的经济政策有关。这些经济政策不调整，要改变这种状态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些都是困扰2017年中国经济最大问题。

也就是说，2017年中国经济最大困境就在于如何让中国的“房地产化”经济实现转型，如何让2017年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都围绕这个重点而展开。因为，只有实现这种转型，才能够让中国房地产市场回归到它的居住功能、让中国的房地产泡沫逐渐挤出及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降低、让当前地方政府债务负担降低、让民营经济有意愿增加投资、让中国经济“由虚转实”等等，而货币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去杠杆，否则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难以化解。

今年以来，离岸人民币（CNH）汇率震荡不已，先是1月3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跌到6.98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对人民币贬值预期更是强烈，有国际投资银行预测，到今年底人民币可能下跌到7.3的水平。但从1月4日开始，到1月6日凌晨，CNH夜盘最高至6.7789，创2016年11月9日以来的近两个月新高。

也就是说，离岸人民币汇率从1月4日开始出现逆转，第一天上涨幅度达1.1%,。1月5日再度发力上行，上涨超过1000点涨幅超1.5%，到当天年夜攻破6.78元关口。两天CNH已连续收复从6.95-6.78共计18个关口。当天1.5%的涨幅创去年1月11日以来之最，而总计2.6%的涨幅创连续两天的历史纪录，如能保持这一水平将创下自2010年问世以来最大周度涨幅。在岸人民币这几天也上涨超过了700点，最新报6.8810。人民币在岸与离岸价差倒挂一度接近1000点，也创2010年来最大涨幅。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汇率突然逆转并快速飚升，主要是与香港市场的形势变化有很大关系。比如，1月5日午后，香港离岸人民币的隔夜存款利率飙升至93%以上。这意味着市场流动性已非常紧张，人民币炒作的空方几乎没有招架之力，离岸人民币大涨也是必然之势。有市场分析认为，这两天香港短期借贷成本的飙升与离岸人民币大涨非常巧合，这肯定是中国央行出手操作的结果。

不过，不管国内外市场如何分析与猜测，不管当前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有多大（因为早几年中国货币政策过度宽松而使得流动性泛滥，资产价格全面推高及房地产泡沫巨大，中国金融市场存在巨大风险），但是在当前的汇率制度下，人民币汇率走向哪里，中国央行有绝对的主动权，关键就在于中国央行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应该是多少，关键在于央行如何在稳定汇率及保增长之间达到新的平衡。也就是说，当前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出现强烈的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之时，当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大量国际炒家想做空人民币大谋其利时，中国央行出手与国际炒家博弈也是正常了。击退国际炒家当然是保证人民币稳定的第一要务。

因为，2015年8．11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以前人民币汇率只升不跌的态势完全逆转，人民币汇率一年多来基本上处于持续贬值态势下，使得人民币汇率预期由只升不跌转变为只贬不升，使得人民币汇率趋势持续下滑，尤其2016年10月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之后，人民币汇率下跌的趋势更是加剧，从而让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更是强化，让国内资金不断地外逃。

比如，从中国外汇储备、贸易平衡、直接投資和人民银行购汇等数据估算，截至2016年11月底为止，国内2016年一年累计资金流出金额高达9100亿至9300亿美元；2015年同期估计也有8100亿至9900亿美元资金流走。而大量的资金逃出国内，很大程度上是与人民币的贬值预期有关。如何来逆转人民币的贬值预期，稳定人民币汇率当然成了新年以来中国央行最为重要的任务。

所以，2017 年新年伊始，就人民币汇率稳定问题，中国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中国央行对内调整 CFETS人民币指数货币篮子、限制个人购买外汇用途强化购买外汇管理、对国内企业大额资金流出要求实质性审查、促使国内大型的企业的资金调回到国内并结汇等，对外全面抽紧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严厉打击过度做空人民币的炒作作为等。可以说，中国央行采取这些措施，不仅让人民币止跌回稳，也能够对人民币汇率预期的稳定起到重要的作用。我早就指出，面对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中国央行就得出来与市场沟通，就得与人民币离岸市场做空人民币汇率炒作者激烈博弈，就得给市场一个清楚明确的预期，否则人民币汇率下跌的风险则是会越来越大。

但是，这些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措施基本上是短期政策，要让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还得从国内过度信用扩张的收紧的货币政策入手。从2016年金砖国家稳定本国货币汇率的经验来看，治本之策就得全面收紧本国货币的流动性。在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间，金砖四国的货币都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如俄罗斯的卢布（RUB）、巴西雷亚尔（BRL）、 南非兰特（ZAR）和印度卢比（Rupee 或 INR）都是如此，但是，这四种货币在 2016 年都化解了贬值预期，汇率都出现全面回升。2016 年全年，卢布兑美元升值 17.9%，雷亚尔兑美元升值 21.7%，兰特兑美元升值 13.23%，只有卢比兑美元小幅贬值 2.6%，但也脱离贬值通道并开始稳定。

而金砖四国稳定汇率最为根本的一招就是全面收紧本国流动性，让基准利率上升。比如俄罗斯央行一度将基准利率提升至 17%，以此来阻止资金外逃、吸引资本回流；而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巴西央行装饰基准利率从 2013年的7.25%逐步提升至2015年的14.25%，目前仍高达13.75%；从 2014 年至 2016 年一季度，南非储备银行也将基准利率从 5% 提升至 7%；为了支持卢比，2013 年以来，印度央行也将边际贷款工具利率和银行利率双双从 8.25%上调到 10.25%，并在公开市场全面收紧流动性等。

也就是说，近两年来人民币汇率的持续贬值，最根本来说是与中国央行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有关，2008年以来，尽管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没有实行的美国QE，但实际上比美国的QE更QE，这是近期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最为重要的根源。因为，要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治本之策就是要如其他金砖国家一样全面收紧流动性。但是流动性的收紧，肯定会对短期的经济增长带来更多的压力，或影响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此中国央行如何取舍，肯定会陷入极大的困境，如何走出这种困境就在于中国央行主事者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