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133****2757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接近10亿，其中大部分属于全球最贫困人群，钢产量勉强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一。35年后的今天，中国6周的钢产量就比美国一年的还要多，并且实现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工业革命以来，没有任何事件比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更具影响力——金融危机、甚至苏联解体都无法与之匹敌。

“中央王国”如今依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不过与第二名的差距已非常小)，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快于生产率增长、以及内陆农村地区农民工外流大幅放缓的迹象越来越多。一个国家到达“刘易斯拐点”(Lewisian Turning Point)后，经济增长通常会减速。这个拐点是以诺贝尔奖得主阿瑟•刘易斯爵士(Sir Arthur Lewis)的名字命名的。未来几十年，低增长将成为困扰中国统治者的主要问题，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将为世界其余国家带来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重要的是不应夸大这个拐点的影响。尽管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令外界印象深刻，但这个国家早已彻底摆脱血汗工厂的身份。更仔细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增长模式更多基于资本(而非劳动力)的增加、以及资本与劳动力更巧妙的结合。近年来，投资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超过一半，而邓小平上世纪70年代启动的改革，引发了一场长达30年的生产率井喷式增长。

中国工厂大量生产出来的廉价商品曾造福发达世界，帮助后者实现了较长时期的无通胀增长。担心这种福利消失是没有必要的;仅印度一国的劳动力增加量，可能就三倍于中国的劳动力减少量，而尼日利亚和孟加拉国等国家也将出现类似的劳动力大幅增长。这些国家面临的挑战在于升级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从而能在争取业务时进行有效的竞争。

与适应这种人口变化趋势同样重要的是，中国须摆脱危险的、对投资的过分依赖。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衡量每增加一单位资本能产生多少GDP)已经恶化，而且会因工资日益上涨进一步变糟。一条出路是，减少对建筑业的投资，增加对能提高生产率的机械设备的投资;到2017年，中国工厂中的机器人装机量预计将超过其他任何国家。

但更好的出路是，中国政府推进结构性改革，比如让更多国企接受市场的约束和放开金融业。这场最新的改革还应该有助于鼓励普通中国消费者打开钱包，从而增加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让经济增长恢复平衡。

尽管中国的增长前景依然让竞争对手自叹不如，但中国领导人从未因此自满过。他们需要设法提供更高的生活水平、清除城市污染、节约正萎缩至危险水平的水资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国际组织不知疲倦地大声呼吁加大结构性改革是有道理的：经济增长归根结底要靠用更少的资源生产出更多东西。中国用过去30年证明了自己能够做到这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不会改变这个议程，只会进一步强化它。